大风起兮

一到阿拉山口地界，我透过车窗望去，感觉阿拉套山自西绵延至此，已经收尾了。山上无灌木林丛，也无杂草荆棘，但是色彩斑斓。有的山坡沟槽如泼彩墨，从山帽子一直渲染至山脚，五颜六色，混混沌沌。多像油画啊！大自然没为它栽上树木花草，却给了它沧桑古拙之美。人们都称它为“花山”。花山就是我眼前的阿拉套山。

与阿拉套山对峙的是另一座山——巴尔鲁克山，塔城的山。两山之间，是一道著名的风口，阿拉山口。这里也是边关。我看见一座巍峨的国门在边境耸立着。

阿拉山口是狭长的朗库里谷地，北高南低，落差约一百四十米。地形走势倾斜，呈外八字形状，就像天地间架着一只大喇叭。西北边比邻哈萨克斯坦阿拉湖，东南接我国艾比湖，阿拉湖的海拔比艾比湖高，气压由高向低流动，狭长的谷地如一条管子，贯通阿拉山口，形成“狭管效应”。流线加密，风速增快，是阿拉山口多风的原因。

阿拉山口是我国四大风区之一。

风自西北来，刮向东南去，最大风力达到十六级。八级以上大风，全年有一百四十九天，甚至可达到一百八十八天。大风，如洪水冲来，常在傍晚前后刮起，一刮便是几日。

曾经，人们称这个山口为“黑风口”。

阿拉山口风，

从春刮到冬，

六级不算风，

八级是小风，

十级也普通，

十六是大风。

别处的风，刮过就刮过了，这是风的形式主义，留下一些风的痕迹和残局。风走了，事情就了结了。谁会惦记一场风呢？

阿拉山口的风，可不是等闲之风啊！

天气预报：大风将至。

阿拉山口人紧急忙碌起来，仿佛正在准备一场防御战。赶紧收拾晾晒的衣物和高悬低挂的物什；储备足够的饮用水、粮食和蔬菜；喊家人速归，千呼万唤；高空作业立即停工；车子停泊到避风拐弯处，车头一律朝向风来的方向；关好大小门窗。

人们蜷在家中，静等风来。

大风起兮！

它吹起原始、粗糙的风笛，尖利的哨音响起。哨音就是一把尖刀，刺进人的心脏。天地间如巨兽在奔突逃窜。听到这哨音，人们条件反射般不由打起寒战。呜——呜——,呜呜——,呜呜——阿拉山口人最怕听见“呜呜”之声。也有胆大者，听惯了怒吼咆哮之声，索性放宽心，当作交响曲来欣赏。风该不会吹散地球吧。阿拉山口有一个特殊的“风休日”，狂风来，停工、停课，休假。有些年份竟长达几十个“风休日”。

风起，黑云也起。滚滚烟尘，腾腾黑雾，遮天蔽日。世界不见了。黑风一股一股撞来。阿拉山口就是一道黑风口。

风还借助雨、雪和沙石，变成武器，一次又一次扫荡。

假如没有及时逃回家，风的折磨将痛不欲生。前进一步，倒退两步。人就像一张破纸片，轻飘飘的，呼啦一下，瞬时将你推过去，呼啦一下，又把你搡过来。不论平日怎样斯文的人，此时也手舞足蹈，举止失态，甚至丑态百出。

如果被风紧紧黏贴在某处，得抢在风喘气的一瞬马上逃离，否则会被吹成干尸。不要相信风是柔软的鬼话，看看它表现在车上的力量吧：风裹着沙石，第一股撒在黑色的车上，刮走一层黑漆，第二股又刮走一层，第三股刮来，黑漆没了，暴出钢铁的底色，玻璃全擦成了“马赛克”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风吹积沙，埋没铁路，运输常常中断，火车也能被掀歪。石头满天飞，大风刮死牛，这不是夸张的修辞。我在阿拉山口读到一首诗：

卷地狂飙一夜来，

阿拉山口起惊雷。

天公已透风消息，

铁马奔腾战鼓催。

战鼓擂响，是一场战斗。

风刮过后，看不出曾来了一场风。公路上、街道上、房屋墙面上，一粒灰尘也没留下。风好像没有来过。世界好干净啊！谁说风让大地一片狼藉？

顺风车

三月的阿拉山口，不知是不是刮风的季节。我来的这一日无风。去街上溜达，一切平静。我有点失望。想感受阿拉山口的风。

道路宽阔，干净整洁，不像常被风肆虐的街容市貌。除死死贴墙的店面招牌，空中再无悬挂之物，房屋外墙干干净净，街面上看不见垃圾桶。我跑了几条街都没寻到。哦，都埋于地下，铁铸的垃圾箱，小货车盒子一样大小，埋于街旁地面之下，为了便于辨识，被涂上绿漆。再大的风，地下铁铸的垃圾箱总刮不走吧。

街两旁，树，一律歪着脖子。三月，尚未发芽，树干倾斜着，枝条像人的头发，梳着倒向一边。风的雕塑！

我来到妮娜商店。店主是樊井义。他是我要找的人。个矮，光头，眉毛稀疏，胡须浅草丛生。取名妮娜商店，经营的却是汽车配件，货架上琳琅满目。

樊井义三十岁时去乌鲁木齐学了一年俄语，然后来到阿拉山口开了这家店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。起初车辆少，生意寡淡，这座风城崛起后，生意才火爆起来。

我走进店里，看到来往的都是驾驶员，来自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。我和樊井义聊天，时常被打断。他说一阵俄语，卖几件配件，抽空又转头和我聊几句，两头呼应。

“顺风车”由樊井义发起。一天早晨，正刮风，樊井义开车送儿子上学，正等红绿灯，看见一位妇女骑着摩托车带孩子也去学校，被风吹倒了。很内疚，他没有去扶她。他不能闯红绿灯。回家后，起了个念头：开顺风车。生活在风城，都会受到风的困扰，遇到难处，相互拉一把。他在车身上用漆喷上字“我是顺风车，免费乘坐”。像广告语。红红的几个字，简单，显眼，温暖灼热。樊井义遇风就载人，见学生就停下，刮风的天气，他要跑无数趟。他不怕车窗被刮成“马赛克”。救人要紧。

有人效仿他，也开起“顺风车”。第一个月，冒出十几辆“顺风车”，渐渐地，达到四十多辆。好心的人多了，车多了，有规模了，当然是好事。为安全考虑，樊井义又牵头规范行为，每辆“顺风车”都贴上车标，成员一律穿红色马甲，别上胸针，看起来是正规志愿者了。有时雨疏风骤，有时雪急风高，他们冒着风险上路。学生、市民看到车标，可随时叫停。车标就是微笑，是风中的花蕾；“顺风车”就是避风车，将人们载向平安。

开“顺风车”的人都是开店的店主，经营酒店、超市、饭馆，也有做花卉店、肉店这类小本生意的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民族。阿拉山口是边境城市，也是移民城市，城内的人大多没有亲戚，“顺风车”却让民族间融融洽洽、和和睦睦。樊井义邻居的几个孩子上学、放学，一直乘坐他的“顺风车”。

樊井义的店门口挂了一块招牌，“顺风车5号站”。他的店开在友谊苑小区，他负责这一片服务。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服务站。一个电话，带个口信，随叫随到。

阿拉山口曾是荒漠沙地，眼下却堆积成“沃土”。这是文明的风吹来的。

测风

阿拉山口的气象资料，对博州、奎屯、石河子、乌鲁木齐，甚至全新疆气象预报都极有价值。这里虽是荒漠戈壁，但中苏友谊铁路从山口穿行，天气预报对铁路运输也有重要意义。1956年，国家气象局决定在阿拉山口建立气候站，以填补这一地区气象数据空白。

博乐到阿拉山口八十公里，没有公路。这年6月，站长刘英和郑文同接到任务，骑马赶到阿拉山口。他们迎着风沙驻扎下来，凭借一个指北针选址，把气候站建起来。风大，不能搭帐篷，只能挖地窝子住。地窝子就是办公室，没有办公设施，晚上也住在里面，靠柴油灯照明。取暖，靠烧柴草加热；喝水，从几公里外拉回来苦咸水；粮食，从博乐带来烙饼和干粮；建站材料，用马车运。

7月1日，阿拉山口气候站建立。只有简单的观测仪器，但已具有里程碑意义。山口能正式观测气象数据了，可以地面观测和高空测风了，终于有一家单位在大风口上落户了。只是单位只有三个人。

10月5日，地面上又建起一栋土坯房，办公室由地窝子转到地面。一张办公桌，一台报务机，仍然简陋。

阿拉山口地处边疆要塞，环境艰苦，生活物资靠自治区供应。冬季大雪封山，山下上不来，山上下不去，物资供应不上，基本生活难以保障，更缺医少药。有位职工有急事下山，骑马，一不小心碰上马蹬，手指划破，得了破伤风，没及时救治，不幸牺牲。

运输困难，难以填饱肚子，站长和职工们绞尽脑汁想办法。买来奶牛，买来羊、鸡和猪，抽空排班，轮流放养。还一起开荒种地。可惜，一场大风将菜苗刮得一根不留。气象人不气馁，继续耕耘。牲畜也越来越多，宰杀一头，就足够吃一个冬天。在风口恶劣的条件下，气象人坚守了下来，队伍不断壮大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

原本晴朗的天，顷刻间狂风大作。

每当出现极大风速，观测员便用粗绳捆住自己，另一头系在值班室门上。有了绳子不怕被风吹远。人站立不稳，便匍匐前行，千方百计采集数据。顶风观测总会有人受伤。每来一场狂风，都是观测员们的噩梦。

气象人测风观雨，挑战风，也挑战生命极限。

地面观测，开百叶箱、温度表读数，手要紧紧攥住观测记录簿，以免被风刮走。高空测风时，气球从制氢室挪出来，人要紧紧护住气球，背靠大风，艰难地倒着走出去，将气球送到测风场地，气球狂飞乱窜，人也东倒西歪。

气象职工特别怕在冬天里测风。大雪天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，有时达到零下三十多摄氏度，也要出去观测。他们穿着毛毡靴子，腿脚仍被冻得麻木，耳朵僵硬，过几天就褪掉一层皮，手和关节冻紫冻伤是常有的事。观测温度、湿度、气压，不能受任何环境因素影响，只要天不下刀子，小球测风照常进行。每小时都得观测。人挺住一分钟，已属不易，大风中最长要读一个来小时的数据。这是一场搏斗。人和风都不屈服。

人工观测时，值深夜班，还常遇到危险。

天黑黑的，买斯旦木走出门都要握一根棍子，荒郊野外有狼出没。对付风，还要对付狼。氢气球在空中爆炸，对人没有伤害，收回来爆炸了，却有危险。有一天，买斯旦木测风刚收回气球，气球就炸了。氢气燃烧，买斯旦木的衣服顷刻间着了火。所幸是冬天，衣服厚，她赶紧脱掉外套，才避免了一场灾难。

买斯旦木是唯一没申请调走的女职工。她那时已经怀孕八个月了，仍要值大夜班。凌晨三点至上午十点，这段时间人最困倦，但买斯旦木工作三十年，没有失误过一次。

夏天的某个双休日，买斯旦木休假，我去博乐市区拜访她。买斯旦木两眸炯炯，鼻梁高挺，年轻时肯定是个漂亮姑娘，一个喜气洋洋的人。丈夫努尔买买提端出奶茶、馕饼和馓子让我品尝。他是兵团第五师八十六团的教师，爱写诗。他说，诗人的世界是一粒眼泪，一杯告别酒，是海上的流浪船。夫妻一直分居两地，努尔买买提心中满是离愁。

月夜里我焦灼

渴望见你熠熠生辉的容颜

你是遥远天边的仙子

我愿变十六级狂风

一路狂飙飞舞到你的身边

然后再吹一阵轻柔的风

递送我爱的尺素

千万别让我独自熬过这漫长的月夜

阿拉山口条件差，两地分居苦，买斯旦木却一直被爱情滋润，心里甜蜜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

买斯旦木怎么没困难呢？生下孩子仅六个月便毅然断奶，回阿拉山口上班了。一个婴儿是多么需要母亲啊！孩子常生病，三更半夜送医院，她顾不上；孩子上了学，学习的事、生活的事也管不了，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；努尔买买提早出晚归，中午根本顾不过来，孩子午餐只好啃点馕饼了事。好几次，孩子忘带钥匙，中午进不了家门，就坐在门口打一会儿盹，饿着肚子又去上学。买斯旦木听了后只能默默流泪。公公婆婆病了，她没时间回家探望；丈夫做肿瘤切除手术，也不能陪伴。作为母亲、儿媳、妻子，她没有尽到职责。然而边关口岸，又是风灾频繁的地方，气象观测是多么要紧。这一点，她很清醒。做了气象人，一旦事业与家庭冲突，她心中的天平还是倾向了阿拉山口。

买斯旦木过几年就退休了，锦瑟年华，全献给了风城。她说，离开气象岗位，心中总是有些不舍，眼下更珍惜手中的工作。她找出一张照片，是参加全国气象工会的会议照片，座位前放着她的名字。买斯旦木穿着民族服装，微笑的模样很美丽。

时光匆匆，三十多年已过去，站长换了一任又一任，职工也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气象站搬迁四次，六次更名，现在是气象局了。

我去阿拉山口气象局，眼前所见除了办公楼，还有宿舍区、职工活动室、食堂、车库、篮球场。条件今非昔比。气象数据观测和测风仪器实现了自动化。有了雷达，测风更精准，气象人不用再顶风冒险了。昔日在大风中匍匐前行的身影已成为气象人永久的记忆。

无风

巍峨的国门站在晴朗的天空下，耀眼生辉。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，战士们守卫的，就是中国的形象。我瞻仰良久后，径直去了阿拉山口边防八连哨所。

哨所在山上。我走过山下的篮球场，深蓝色的塑胶地面四周都压着石头。不知这些石头能否压住风。在阿拉山口，处处有风，处处也有对付风的手段。

我沿着石级朝上走。就是这样一段不到二百米长的石级路，两边都栽上了坚固的钢铁护栏，如果大风来袭，战士们走上去困难，就可以握着护栏挪步爬行。以前没有护栏时，都是老战士将背包绳一头系在自己腰间，另一头系在新来的战士腰间，在狂风中将他们送上哨楼。

我走上最后一级台阶，感觉风大起来。转身回望，对面远近都是乌黑的砂砾丘冈，可能是因大风吹拂常年堆积而成。最近处的砂砾丘冈上有四个白色大字，“祖国万岁”。我心中一颤。这不是用布条拉着的标语，而是用战士们从山上捡来的白石头铺就和镶嵌而成。“祖国万岁”洁白无瑕。三月的砂砾丘冈，无一点绿意，大风一直吹刮不断，这样的背景倒将四个字衬得格外醒目，战士们站哨、巡逻随时都能瞧见。祖国在眼前，在心间，更在肩上。“祖国万岁”，风吹不走，雪盖不住。大雪覆盖了山，战士们将雪刨开，四个大字也像雪光一样闪亮。

几十步外是哨楼，我走过去，来到哨楼下。这里是风口前端，也是祖国的最前沿。十二级，甚至十四级大风随时会疯狂袭来。但是有战士们的坚强意志，哨楼就是一座堡垒，永远屹立。站在哨楼下，风比山下大多了。没有树叶飘飞，也没有鸟儿歌唱，只有风在吼叫，呜呜呜呜——

我居高望远，心潮难平，想起《大风歌》中的两句：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！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

豪迈的诗句，仿佛写的就是这里。此情此景，正适合在这里昂首举臂，歌以咏志。

哨楼不远处，崚嶒，有一大石头卧立，一吨来重，像战士们匍匐迎风的姿势。班长告诉我这是“顶风石”，第一代哨所官兵压帐篷的石头，战士们从山下抬上山来的。六十多年来，大风吹走了一切，却吹不走石头，吹不走坚守。

顶风石，我对它肃然起敬。风让石头不朽，风让信念坚定。石头在，哨楼在；石头在，战士在。

石头上镌刻着战士们的誓言，用红漆涂得鲜艳夺目，依稀能见到红漆多次描红覆盖的痕迹。

大风吹不动。

诱惑打不动。

强敌撼不动。

耳边虽然呼啸，但是心中无风，则岿然不动。

哨楼背后是英雄山。我随班长沿步道而行，一路矗立着十几位英雄雕像。山头上的一座是吴光胜。他俨然一副巡逻时的神情，炯炯的目光一直盯在边防线上。庄重肃穆的雕像背后，活着一个忠诚的灵魂。风在雕像前呼啸而过，却不能撼动英雄！

吴光胜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、阿拉山口边防站首任站长。1962年8月，他率领16名战士，牵着三峰骆驼，驮上生活必需品，带着一张地图、一顶帐篷，背一口行军锅，从博乐出发，步行两昼夜来到阿拉山口，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，挖地窝子住进去，从此扎下根来，开始了艰苦的戍边生活。他用七年时间锻造了一支英雄的边防队伍。1984年吴光胜退休，回到老家扬州。身虽在扬州，却心系阿拉山口，时时关注英雄连队。每年他来一次，看看战士们，在哨楼旁让风吹一阵，在巡逻路线上走一趟。跑不动了，就委托留在博乐的女儿去阿拉山口看看连队的变化，再讲给他听。这里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。2001年底，他在弥留之际叮嘱家人：“将骨灰撒到我巡逻过的边防路上！”当年12月26日，爱人从扬州赶往阿拉山口，同边防连官兵一起完成了他的遗愿。吴光胜，魂归边关了！

我走进边防八连，看到的已是现代营房。操场中间，国旗下，矗立着一尊巨石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：无风。背面刻的是《无风赋》：

阿拉谷地，自古风口。狂风恣肆，斗石飘移。逆风如推山，顺风如奔马。听呼啸之披靡，闻山动于心谷。烈日如蒸笼，严寒如冰窖。顶暑天地，卧雪山林。巍巍雄关，将士守镇，倚天长剑，丹心护佑。身在边关外，一片固国心。故曰山口有风，席天卷地，我心无风，岿然不动。

好一个“我心无风，岿然不动”！战士们心中无风，才不怕风。英雄山在，则无风。

塑风

阿拉山口栽一棵树不易，要让一棵树存活更难。荒漠砂石上，栽树挖窝子，铁锹铲不动，只能用十字镐挖，用铁钎钻。挖成四十厘米宽、四十厘米深的窝子，一个人得花几个小时。地面先挖到十厘米还算容易，再往下挖，就如同凿石，在石头上凿窝，铁钎能冒出火花。一个人一整天只能挖两个窝，栽两棵树。

阿拉山口适合栽两种树：榆树、沙枣。它们耐旱、抗碱。但要让树活下去，一天必须浇一次水，连续浇三天，然后每隔一周浇一次。树栽下窝里，全靠水养。一周不浇水，树叶黄兮兮，再过一周，树枝就蔫了，树干也枯了。树就是成活了，还得不停地浇水。即便及时浇水，栽下去的裸苗存活率也只占两到三成。栽带土的苗子，存活率才高一些。后来挖长沟，从六十公里外拖来黏土填进去，再栽上树，成活率更高了，苗子也长得快一点。三千多亩城市绿化带全部换土栽树，海棠、梨树、松树和二十多种景观树都能生长，不限榆树和沙枣树了，也能种上十五种花草，已达到城市绿化标准。夏天花草树木虽是绿绿的，但付出的代价高昂。水，是树木生存之源。长了三十年的树，如果一个月不浇水，也会死掉。在阿拉山口养一棵树，得精细呵护，就像养一个人，人不死，就得每天吃喝。树也是一样，要吃要喝，要营养。栽一棵树，苗子只需五元钱，但养一棵树，让它活下去，花费却是无底洞。

一棵树栽下去，要它一直挺立起来也难。西北风一来被刮倒，又得重新挖坑，让树再站立，特别在第一年、第二年，树还没站稳脚跟，要么折断，要么歪倒。每棵树只要生存下来，都是“坚强树”。

夏天的某一日，无风。我去阿拉山口市林草局拜访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。一位普通干部，五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长相英俊，待人和蔼。他一直在林草局工作。大学毕业刚来阿拉山口时，这里眼前只有两条短街：天山街、博尔塔拉街。他形容短街：一个馕饼丢过去，滚的路也比街长。极目远眺，便是荒漠无边。夏天，太阳一晒，气温像弹簧一样一下便跳将起来，冬天，又忽地降下去。视野里，没有一棵树。

他的工作是养树。养树，就是栽下去的树，要让它活下去。

植树，是阿拉山口的大事。每年春秋两季，公路上拉土拖水的车络绎不绝。树栽下去后，就是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了。

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最怕接到这样的电话：

“我们栽的树怎么枯黄了啊？”

“怎么死了几棵树？”

“树怎么歪倒了？”

每棵树都有人挂念，期待它能成长，长不成大树长成小树，或者能活下去就行。接到这样的电话，他会火速赶到现场核实，要么扶正，要么补苗重栽。

大风刮来，树大片大片倒伏，场面惨烈，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很无奈。他再次一棵一棵扶起来，培土，四面拉线将树固定，然后每天不停地浇水。用小水车拉水灌苗。拉一次水走两个钟头。砂石地上没有平路，特别磕脚，脚磨出血泡，拉着水车，手也震得生疼。中午不回家、不回单位，在野外吃一个馕饼，喝上几口水了事。一个人一天要浇四百棵树的水才能完工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又接着浇。大伙儿只有一个信念：栽下去的树，一定要让它活。六月到八月，别的事都停下，只做一件事：给树浇水。后来打了地下井，就近取水，浇灌方便多了。现已全部用上滴灌技术，人轻松了，只需查查管道，扭扭开关。

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曾调出过林草局，走了一个月，又回来了。是树在召唤他。近两万亩防护林，他最清楚滴灌的布局，水管在哪儿，开关在哪儿，哪片树是哪个单位栽的，哪棵是自己补的苗。树离不开他。看到一棵树，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。死掉的树也有。每死去一棵，他便悲悯良久。这是他夭折的孩子啊！

阿拉山口的树实在长得太慢，三十年的树最高的只有四米，粗也不足三十厘米，一个年轮长不到一厘米。但是每一棵树都坚强，沿着风的方向生长。它们弯着腰，永远不会倒。

“进口风，爱国树。”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对我说。风从西北的哈萨克斯坦袭来，吹向东南，这是祖国的方向。树永远只朝着这个方向生长。

经沙来江·阿不都克热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位护林员。

他叫郭安平，长得人高马大，管护一千八百亩林地，大约九万棵树。

护林员要干的事儿挺多。浇水，打药，剪枝，补栽。郭安平来时，地里还是树苗，刚栽下去，也就一米来高。风，有时大，有时小。十二级风来，树都吹趴下了。风刮过，有些树又站起来，也有的被折断，有的被连根拔起，吹得无影无踪。郭安平骑着摩托车转一圈，在林地里查看一遍，究竟倒了多少树。凡空缺了，都得补栽。有一年，他补栽了三千八百棵。年轻时，他有用不完的劲，天天去林地补苗栽树。

栽树，再累也不怕，就是多出些汗，躺一晚，第二天又有劲了。他最怕打药水，那么多树，打一次药水，得花好几个星期。五月，树容易犯虫害。若是病虫来了，得赶紧打，千万不能让其蔓延。打一场药水，过后就头晕，皮肤过敏，如害一场病。

十二三级大风来了，郭安平感到恐惧。走逆风，费劲。脚迈不动，只能侧面斜着身子，像纤夫拉船一样挪步。挪一步就要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里，才能稳住。千万不要走顺风。风推着你跑，脚不沾地，会把人吹飘。

郭安平做了几十年护林员。刚来时，郭安平站在住处，一千八百亩地，一眼能望出头，树苗间的砂石看得清楚。小苗苗长大了，成碗粗的树，只能看到丛林了。远处看，天边也是树。在阿拉山口，碗粗的树已经是大树。不毛之地上，那些看不见的风随时会飞来争夺树的生死。活下来已是不易，长成碗粗更是奇迹。郭安平也是个大汉，从前这些树只齐郭安平腰间，眼下都高过这个大汉。九万棵树，九万个孩子。有时候，他看着这些长大的树，成大片的丛林，会情不自禁落泪珠子。快六十岁了，他生怕有一天，九万个孩子会抛弃他。

树木成林后，飞禽走兽多起来，丛林成了它们的天堂。尽是黄羊、猪獾、狐狸、野兔，偶尔还听到狼的叫声。曾经是戈壁荒漠时，看不见它们踪影。郭安平在丛林中走，常和它们打照面，彼此不惊慌，无敌意。郭安平看见一只狐狸跑过，撵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狐狸也跑几步，停下来。跑一跑，停一停，停下来时，狐狸回头望几眼郭安平。这情景像父子俩走在路上去串亲戚一般。有一年，有一条石油管道从林中挖过去，三米多高的沟槽，一对黄羊掉进去了，郭安平请工人们将它们托起来，放回到林子里。过了三天，这对黄羊跑到郭安平住处，摇着尾巴，蹦蹦跳跳，一股高兴劲儿，又绕他的房子转了好几圈，才跑了。郭安平心里好温暖，这是它们来感恩呢。

这片广大的丛林地，郭安平孤零零一个人走，不论到哪儿都不害怕，即使是黑夜。每一块地，他都来补过苗，浇过水，打过药，剪过枝，每一棵树他都抚摸过。几十年前，狂风刮来，他为每一棵树揪心，现在风来了，这些树却为他挡风遮沙。风从树梢扫过去，从郭安平的头上飞过去，像波浪沉浮飘动。风打不着郭安平的头、脸和身子了。

树，重新塑造了风的形象；风，在树的面前不堪一击。

未来劲风

凯旋门酒店、岚汀辞国际大酒店和友谊酒店，都是简从远经营的。他是四川人，现已落户阿拉山口市。我很好奇，一个外地人，在边关风城怎样创下了这些基业。

简从远坐在茶几前，微笑着和我寒暄。我以为他体格强健，是饱经风霜的粗粝面容，没想到眼前这个人一副洁白圆润的脸庞，衣着整洁，短发如针，眼睛灵动，说话流畅得像博尔塔拉河。这哪像是在风城中拼打过来的硬汉呢？

简从远喜欢闯荡。父母在老家开了间饭馆，一家人衣食无忧，但他向往新疆这片土地，义无反顾地从四川跑到奎屯，当了几年学徒。听说阿拉山口是口岸，商机多，他又跑到阿拉山口。当年眼前看到的，除了火车站、汽车站、海关、铁路酒店及几家单位外，都是茫茫荒漠。山口会开车的人少，他买了辆旧车，跑博乐市，跑奎屯，拖货拉蔬菜，回山口后，再卖给商家和饭馆。后来让媳妇支了个菜摊，他去乌鲁木齐拉蔬菜，一次拉两吨。虽然来回要两天，但是能赚钱，几天就卖完了。

山口人逐渐多起来后，生意更好做了。他用赚来的钱买了翻斗车，跑到伊犁拖回一车煤，卸下煤又马上去乌鲁木齐拉蔬菜。来来回回总在公路上跑。如果还有空，便去打短工，帮别人拉砂石料。他是发动机，一直在转动。

他想干点像样的事，于是大着胆子承包了一个小工程，是修建单位的围墙。几千块钱的活儿，他当大事来做。山口风大，他生怕围墙被风吹倒，实际五吨水泥足够的活儿，他买了二十吨，几乎是用水泥筑成了一座铜墙铁壁。围墙筑成了，简从远的信誉也立起来了。工程，源源不断。

说到阿拉山口的风，简从远唏嘘不已。每个人都是斗士，和风较量过。一到冬天，风舞银蛇，吹起雪，堆得比人还高，街道上找不到路，租住的平房，雪将门堵死，常常破窗而出，再将雪铲走。开车拉蔬菜，风将车刮得歪来倒去，跑不动，玻璃被荒漠上的砂石多次打碎，他的车被大风也掀翻过。有人说，风口哪是住人的地方？它是风的天堂，又是风的地狱。

和简从远一同来打工的老乡，待不多久就逃走了。好多年过去，那些半路走掉的人再回到阿拉山口时，发现城市变了，人也变了，他们已融不进来。只有一起与风斗争过的兄弟，心灵才会相通。谁都明白，挣来的每一分钱，都有风划过的痕迹！

第二次来阿拉山口，我结识了简从远的女儿简娜。

刚刚而立之年，简娜就挑起了打理三家酒店的担子。她说，父亲是阿拉山口第一代人，她是第二代。父亲创业，她来守业。创业难，守业也难啊！

我想听听她与风城的故事。

童年的故事，曾经吹过的风，都刻在记忆里。她滔滔不绝。

爸爸开了砂料场，砂料堆得高高尖尖，七八个工人在场上筛砂，大风刮来，瞬时铺天盖地，看不见天空，望不到远处。砂子吹起来，打在脸上生疼生疼。一摸头，全是砂子，脸上也灰扑扑的。

简娜不怕风。风一来，她就在沙尘中疯跑，砂料场成了炫目的舞台。直到有次看到建筑物高架上一个人被风吹飘了坠地而亡，她才感到恐惧，对风有了敬畏之心。从此后，只要风一来，简娜就躲进家里，静听室外狂飙怒吼，风擂窗户。

小学毕业后，简娜转到外地去读书。去乌鲁木齐。去成都。去英国。她远离了风口，一去就是二十多年。

人离开了阿拉山口，风声不仅没有模糊，反倒更清晰。风声就在耳旁，在呼唤。

阿拉山口人说，风吹过阿拉山口，吹散的是思念，吹不散的是坚守。简娜感觉不是这样，她的思念没有被吹散，脸上还有被阿拉山口的风打疼的记忆。从英国回来后，她在北京待了两年，人变得浮躁不堪，又去成都，干啥啥不顺。眼看人生的黄金岁月就要远去，简娜陷入迷茫。

阿拉山口国际贸易多起来后，中欧班列往来如梭，公路运输络绎不绝，旅游火了，宾馆生意热闹了。艰苦的创业进入收获季。打理三家酒店，父母肩上的担子太沉重，简娜决定回到阿拉山口。

山口的风似乎没那么猛了，不知是心境变了，还是环境变了。街道都是水泥地面，建筑物也多起来，树已成片，长高长粗了。我说，过去的风是魑魅魍魉，眼下的风是文明的风了。简娜哈哈大笑。她问，那么未来的风呢？

未来的风？

我想象未来的风仍然会像车轮一样转动，滚过条条大道，滚过纵横街面，只是再也扬不起半点沙尘。

我想象未来的风以国门为界，火车向西北而去，轰轰隆隆，风被呼啸而过的车体剪成两面旗帜，在天空下飘扬舒展。风，是凯旋的颂歌。

“一带一路”吹动的劲风，是一座边城崛起的号角！